近日，《无棣春秋》刊发了中国红十字会理事，苏州大学红十字国际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池子华的文章《吴重憙与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初期发展》，充分阐述了吴重憙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初期发展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。


       吴重憙与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初期发展
池子华
 吴重憙（1848—1918），字仲怡，山东海丰县人，历任河南陈州府知府、护理直隶总督、署理江西巡抚、任河南巡抚、邮传部侍郎等职。他在上海会办商约大臣期间与吕海寰、盛宣怀秉承朝廷旨意，鼎力支持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开办与运作，是万国红会的领袖人物之一。有人认为，“吴重憙除了在一些有关文件中与吕海寰、盛宣怀共同署名外，很少出面，1905年他被调至北京任仓场侍郎，几乎不再过问红十字会的活动，因此他在万国红十字会创建过程中的作用十分有限，真正起作用的是吕海寰和盛宣怀。”这种评价有失公允。
 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初期发展史上，吴重憙的作用不能忽略。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：
 其一，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和领袖人物之一。
 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是一个群体，这个群体包括了沈敦和、施则敬、李提摩太等46名创会董事。也包括时任驻沪商约大臣吕海寰、盛宣怀和会办电政大臣吴重吴重憙“三大臣”。1904年3月10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，在此过程中，“三大臣”功不可没。《万国红十字会公启》就称：“本会前因俄日两国在东三省骤开兵衅，商民苦难出险。当经禀奉吕尚书（吕海寰）、盛宫保（盛宣怀）、吴侍郎（吴重憙），转商寓沪英、法、德、美各官商，合办红十字会。”换句话说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是在三大臣秉承清政府旨意竭力推动之下成立的。吕海寰、盛宣怀、吴重憙“三大臣”理所当然成为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。不仅如此，作为清政府官方代表，“三大臣”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领袖。1904年7月12日出台的《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》开宗明义，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“由上海公举中西总董主办，总董就近秉承中国钦差吕（海寰）、盛（宣怀）、吴（重熹）三大臣，随时随事，电牍咨商中国外务部、商部、南北洋大臣、各省大府，钦遵中国皇太后、皇上旨意，与中国出使日俄大臣、日俄驻京大臣商酌维持，有劝捐办事之全权。”这就意味着作为钦差大臣的“三大臣”，全权负责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运作，其领袖地位毋庸置疑。
 其二，为难民请命，筹款募捐。

 作为钦差三大臣之一，吴重憙与吕海寰、盛宣怀联名，筹集善款。1904年3月29日，三大臣领衔、吴郁生、刘宇泰、杨士琦、李经迈、庞元济、顾肇臣、沈能虎、杨廷杲、朱宝奎、沈敦和、任锡汾、施则敬等暨在沪绅商“同叩”联名的“拨助捐款”的通电“元电”，发往各省将军、督抚、海关，声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为政府承认之合法社团，请各地给予协助。“元电”称：

 日俄开衅，战地华绅商民被罹难悽惨，亟宜救护，限于两国禁令，惟泰西红十字会救护最得实际，中国向未与会，动多格碍，在沪绅商竭尽心思笔舌，商准在沪英、德、法、美各官商，公举中西办事董事合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。适奉商部电饬筹办，因即电请外务部据情商明日俄驻使，电驻日俄使转致政府承认此会，各董事并电各国政府一体转商承认。事体重大，于中立有益无损，而经费浩繁，议明中西分筹，并由海寰等先行筹凑，以上海丝业会馆为华董办事处，公同酌刊捐册备函分寄各省官绅商富，务恳鼎力提倡，俾被罹华人同登衽席，中立主义益明，国势民心两有裨益，不胜盼祷。

 由于钦差三大臣的号召力以及清政府的鼎力支持，“拨助捐款”的呼吁得到积极响应。据《申报》报道，截止到5月16日，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中，广东捐助2万元，盛京将军增祺助银万两，两江总督拨库平银8千两，清江漕运总督3千两，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山东各万两，河南、陕西各5千两，天津2万两等，捐助之踊跃，可见一斑。在整个日俄战争救护中，“所有收款项下，敬谨领到恩帑银十万两，又核收中西筹拨募捐合银五十四万一千九百两零；所有支款项下，自臣等暨各该中西总董、会员均无薪水、夫马公费，以资撙节，综计各项支款，共银五十七万七千四百两零。”充足的善款保障了救援行动的有序推进，救助总人数达46.7万人，建立了卓越功勋。这其中，吴重憙亦功不可没。至于救援期间电报费用的减免，也省下不少钱款，虽然这是其职权范围内的事，但也是一种支持。

 其三，顺势而为，擘画红十字事业发展蓝图。

 1907年7月21日，也就是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二日，吕海寰、盛宣怀、吴重憙“三大臣”联衔（有资料说“吴重熹因在京供职，未经列衔”，有误）代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方组织者，上奏清廷，沥陈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办理情形及善后持久事宜。这份奏折中，除缕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缘起、救济日俄战灾实况、经费收支情形之外，最重要的还是“善后持久事宜”的种种构想和举措。“善后”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终结五国合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。而“持久”，则关系到红十字事业在中国的未来发展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吕海寰、盛宣怀、吴重憙在奏折中特别强调：

 各国红十字会各有佩章，重以国家之命，由会制备。今中国红十字会成立，西董亦愿得中国红十字会佩章以永纪念等语。臣等因饬总董仿照各国红十字会佩章式样，酌拟中国红十字会佩章。派员测绘各地设会办事情形，拟具图说，俟石印成册，咨送外务部核议呈进，并分送京外中西捐助之官绅士商，表明此次办法，即为中国红十字会商订专章之据。一面参考日本初创赤十字社情由，与西董订明。先就中国自筹之款酌拨以为基础，兼仿瑞士总会真奈瓦（即日内瓦——引者）地方之意，在上海购地，采取各国医院学堂医船医车之式样，筹措经费，次第仿办。另选聪颖华童，一面在沪附设医学堂，一面出洋学习会医，考求会医与军医之如何区别，本国看护人之如何储备招致，务期悉臻详备，以结万国红十字会之全局，即以巩中国红十字会之初基。

 这段文字，向我们传递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，即“今中国红十字会成立”，意味着中国红十字会走上“自立自主”的自我发展道路。这是新的起点。面向未来，“三大臣”做出规划，即兴办医院、医学堂，为事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。在这一决策引领下，沈敦和等利用日俄战争救护余款，1910年完成了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、中国红十字会医学堂的兴建，为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。不能否认，吴重憙联名上奏的“三大臣”之一，是决策者，也是贡献者。

 其四，建章立制，推动红十字事业规范发展。

 中国红十字会要“自立”于中国，“自立”于世界，没有规范化的管理是不堪设想的。建章立制，规范管理，是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。

  1910年1月28日，吕海寰、盛宣怀、吴重憙再次联衔会奏《酌拟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请旨立案折》，“伏候圣裁”。在奏折里，除了提出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的路径之外，重点就是沈敦和受“三大臣”之命“酌拟试办章程六条”，对事业发展进行规范。虽然章程还比较粗糙，毕竟是“试办（试行）”章程，也受到军谘处的批评，但向规范化管理迈出了重要一步，无可厚非。

 在奏折中，“三大臣”还提出一项重大建议，“惟会务头绪繁多，关系中外交涉，可否简派大臣作为会长，以昭郑重？”得到朝廷的采纳。1910年2月27日降旨“著派盛宣怀充红十字会会长。”盛宣怀因此又成为政府任命的首任会长。

 “三大臣”联名上呈的《酌拟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请旨立案折》，是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史上新的转折点，中国红十字会不仅有了规范化管理的“章程”，而且有了“会长”之设的制度化安排。中国红十字会的管理体制、运行机制逐渐成型。这其中，吴重憙自然有一份功劳。

 总起来说，作为中国红十字会先驱，吴重憙对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初期发展，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。因此，学界在强调吕海寰、盛宣怀历史贡献的同时，不能忽略吴重憙。